【文章来源：techweb】
这是扎克伯格人生首次进入法庭，就 「成瘾算法」 指控，面对陪审团进行作证。这起诉讼注定将成为里程碑，可能会改变几大社交媒体巨头的未来算法与责任认定。
上周三 （2 月 18 日），Meta 联合创始人兼 CEO 马克·扎克伯格来到洛杉矶的加州高级法院，第一次坐在陪审团面前，就 Instagram 算法是否蓄意让未成年人上瘾案件正式接受质询并出庭作证。这一历史性场景，被众多法律学者和社会观察人士称为科技行业的」 烟草时刻」。
起诉巨头标杆诉讼
理解这场庭审的意义，首先要理解是谁在起诉 Meta。这起案件的原告是加州一名 20 岁的女性凯莉 （Kaley）。她在诉讼文件中指控称，自己未成年时期因沉迷 Instagram，逐渐发展出焦虑症、恐惧症和自杀倾向，还曾在平台上遭遇欺凌和色情敲诈。
她的母亲称，凯莉有时每天使用 Instagram 长达数小时，曾有记录显示她在单日内使用时长超过 16 小时，而这还是在母亲一再试图限制其使用 Instagram 的前提下。
原本她是同时起诉四家社交媒体巨头。但就在开庭前夕，TikTok 和 Snapchat 选择与她达成和解，从而退出了诉讼，赔偿金额没有宣布。而 Meta 和谷歌旗下 YouTube 拒绝和解，决定与她坚持诉讼。
由于这起案件同时起诉 Meta 和谷歌同时构成诉讼关系，它被认定为」 标杆案件」。换句话说，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影响全美数百起类似诉讼的走向；数以百计遭受类似伤害的家庭和学区都等着继续推进对 Meta 的诉讼。
原告代理律师、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创始人马修·伯格曼 （Matthew Bergman） 表示，这次审判将首次让公众了解 「社交媒体公司为了利润而牺牲我们孩子的安全所做的一切」。
此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社交媒体公司是否刻意在产品设计中嵌入了成瘾性机制？如果是，那么平台就应当为用户，尤其是未成年用户，因此遭受的心理健康损害承担法律责任。这一问题直接挑战了美国 《通信规范法》 第 230 条赋予网络平台的」 广泛豁免」 保护。因此，这起案件被视为可能改变社交网络巨头未来算法的历史性诉讼。
扎克伯格首次出庭
这并非扎克伯格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为 Meta 辩护。2024 年，他出席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 「科技巨头与儿童在线性剥削危机」 的听证会，在全美直播镜头前起身转向听众席，向那些称孩子因社交媒体受伤甚至死亡的家长们当众道歉。
当时扎克伯格在国会议员的要求下，站起来直视着旁听的家长们说道：「我对你们所经历的一切感到抱歉。任何人都不应该遭受你们家庭所经历的痛苦。」
虽然这一举动极具视觉冲击力，但许多家长在会后表示，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公司在算法设计和责任追究上的实质性改变，而不仅仅是镜头前的道歉。实际上，Meta 并没有遭到立法层面的处罚。毕竟他们每年都要投入超过 2000 万美元进行国会游说，成为美国游说投入最大的企业。
但站在法院和陪审团面前，扎克伯格还是第一次。他不得不接受对方律师的盘问和驳斥。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过精心准备，因为这可能直接影响陪审员们的判决，影响这起重要案件的判决。
2 月 18 日当天，扎克伯格身穿蓝色西装和灰色领带，在接近正午时分走入法庭。庭审现场几乎座无虚席——数十名家长从全国各地赶来旁听，有家长甚至在法院台阶上露宿一夜，只为确保能占到旁听席位。原告凯莉本人也坐在旁听席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在洛杉矶高等法院门外，还有数十名家长聚集，手拉手为各自逝去或受伤的孩子守望。媒体采访到的两名家长讲述了她们的悲剧：朱莉安娜·阿诺德 （Julianna Arnold） 的女儿据称因在 Instagram 上购买芬太尼后死亡；乔安·博加德 （Joann Bogard） 的儿子在 YouTube 上看到」 窒息挑战」 视频后模仿致死。
「看到扎克伯格出庭作证，感觉很超现实，「阿诺德在庭审休庭期间对记者说。她在过去数年里一直公开呼吁 Meta 做出更大改变，而今终于看到这个人坐在了陪审团面前。」 这些审判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它们终于要让这些科技公司为它们所知道的事情、为它们的设计决策以及它们以牺牲我们孩子为代价所做的权衡担责了。「
故意设计成瘾机制？
原告方的主律师马克·拉尼尔 （Mark Lanier） 以凌厉进攻著称，他在庭审中一再追问扎克伯格，意在向陪审团证明：Meta 的每一个关键决策，扎克伯格都直接涉及其中。
庭审中最关键的交锋，集中在一个核心问题上：Meta 是否在企业战略层面，以增加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设计产品？这关系到 Meta 是否故意追求让用户对自己的平台成瘾。
原告的诉状措辞严厉，直指社交媒体公司的产品设计本质。诉状写道：」 大量借鉴老虎机使用的行为学和神经生物学技术，以及香烟行业利用的手段，被告故意在其产品中嵌入一系列设计功能，旨在最大化青少年参与度以推动广告收入。「
这些被指控的」 成瘾性设计」 包括：内容无限滚动、视频自动播放、算法推荐系统和频繁的推送通知。诉状认为，这些功能并非偶然，而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商业决策，目的是让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长时间沉迷于平台，从而产生更多广告收益。
来自雪城大学高级媒体管理项目主任亚当·佩鲁塔 （Adam Peruta） 表示：「这更多关乎设计模式和功能特性，这正是案件的新颖之处。我们看到社交媒体平台在过去五到七年里大力推行这些策略，包括无限滚动和为你量身定制的算法。」
拉尼尔拿出了 Instagram 负责人亚当·莫塞里 （Adam Mosseri） 此前出庭时呈交的内部文件。文件显示，Meta 曾为 Instagram 设定了明确的用户日均使用时长目标：2023 年目标为 40 分钟，2026 年目标则上调至 46 分钟。这表明，Meta 有意通过算法等手段延长用户的使用时间。
扎克伯格精心防御
面对这份证据文件，扎克伯格的解释是：Instagram 过去确实有时长目标，但公司此后已转向以 「效用和价值」 为核心的衡量体系。他辩称，自己 「不是在最大化用户每月花在平台上的时间」，因为 「如果你做的事情对人们没有好处，他们或许短期内会多花时间，但长期他们不会继续使用它」——他将这套逻辑定性为追求 「可持续社群」 的体现。
但原告律师迅速打脸指出：扎克伯格在 2024 年国会听证中曾公开表示，Instagram 员工」 没有」 被要求以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两份陈述之间的矛盾，成为庭审中最具杀伤力的攻击点之一。扎克伯格前后不一致的两种表述，或许会让陪审团对 Meta 政策产生负面印象。
扎克伯格还被追问：他是否真的在开庭前查看过凯莉的 Instagram 内容？他回答称，工作人员让他」 看了一些」。就在此时，拉尼尔示意法庭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幅宽达 10 米的超大拼图，上面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凯莉在 Instagram 上发布的数百张自拍照。
拉尼尔让扎克伯格仔细端详这些用户自拍照，并追问：这样一个孩子 （已经有明显成瘾） 的账号，是否曾因异常使用行为触发平台的审查机制？扎克伯格没有正面回答。
整场扎克伯格的应对，体现出明显的防御姿态。显然这也是 Meta 法务团队精心准备的结果。扎克伯格反复纠正提问措辞，数次打断对方律师质询：」 我认为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 你在曲解我的说法 「。
法律专家事后评价，扎克伯格基本没有出现重大失误，」 他能做到的最好结果，就是不让情况变得更糟」，圣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 （Eric Goldman） 如此总结。
年龄限制形同虚设
庭审的另一个核心争议，是平台对未成年用户的保护措施是否足够有效。这也是所有社交平台都面临的难题，因为未成年用户总会想方设法绕过年龄限制。
Instagram 规定用户必须年满 13 岁方可注册，但拉尼尔引用了一份 Meta 内部评估报告，该报告估计，仅 2015 年一年，就有超过 400 万 13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使用 Instagram。面对这份数据，扎克伯格的回应是：许多孩子在注册时谎报年龄，Meta 已逐步开发出更多识别和清除未成年用户的手段。
除了年龄识别限制机制不力，原告方还呈堂了一份 Knight-Georgetown 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揭示 Meta 内部文件中将 10 至 12 岁的 「青少年前期」（tweens） 视为 「尤其有价值」 的用户群体，原因在于这一年龄段的用户更有可能在平台上留存更长时间。这份文件将 「对年轻用户的培育」 这一说辞彻底翻转为对商业利益驱动的指控。
此外，律师还就整容滤镜问题展开了专项质询。Meta 曾一度临时禁止整容类数字滤镜，但后来又取消了这一禁令。扎克伯格表示，公司最终决定解除禁令，同时不向其他用户主动推广这类滤镜——他将这一决定描述为在用户自由与潜在危害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
庭审还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扎克伯格的随行团队中，有数人在进入法院大楼时佩戴了 Meta 和雷朋合作开发的 AI 智能眼镜。这款眼镜具备隐蔽录音录像的功能，因此遭到了主审法官的严厉警告，任何录制行为都会遭到 「藐视法庭」 的处罚。
扎克伯格作证结束次日，一名曾在 Meta 工作了十年、亲历公司广告机器搭建全程的前员工布莱恩·博兰德 （Brian Boland） 出庭作证，着重阐述了 Meta 的营收野心如何具体塑造了产品设计决策——这是迄今为止来自内部视角最为犀利的一次陈述。
YouTube 工程副总裁克里斯托斯·古德罗 （Cristos Goodrow） 也被安排在下周一出庭。
挑战 230 条款保护伞
这起诉讼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它试图绕过长期保护科技公司的法律屏障——美国 《通信规范法》 第 230 条。该条款规定，互联网平台不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这一条款多年来让社交媒体公司得以规避大部分法律责任。
但这起诉讼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不是针对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而是针对平台本身的设计特征。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卡罗琳·库尔 （Carolyn Kuhl） 在裁决中明确表示，陪审团必须考虑 「无限滚动」 等设计功能是否导致了心理健康伤害，而不是仅关注内容本身。
在去年 10 月的一份裁决中，库尔法官写道：」 所谓的成瘾性平台功能 （如无限滚动） 不能类比于出版商如何选择编辑信息汇编，而是基于设计功能造成的伤害，这些功能影响原告与平台的互动方式，而不论观看的第三方内容性质如何。「
Meta 的辩护策略是清晰的：公司不否认原告的心理健康问题，但认为 Instagram「并非主要原因」；公司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单一平台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公司强调自己已推出了 「青少年账户」、默认隐私保护等一系列安全措施。
内部文件的曝光，是这场诉讼中最为致命的变量。那份将 「青少年前期」 用户列为高价值目标的文件，那些将使用时长目标设定为 40 分钟、46 分钟的内部备忘录，让 Meta「以人为本」 的公开表述显得空洞。这种企业公开叙事与内部实践之间的落差，才是陪审团最终需要衡量和判断的核心。
这一法律策略如果成功，将为数千起类似诉讼开辟道路。目前已有超过 1，000 名个人原告、数百个学区和 40 多个州总检察长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诉讼，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一 「风向标案件的结果。
与此同时，Meta 在新墨西哥州还面临着另一场由州检察长提起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指控其未能阻止平台上针对儿童的性剥削行为。两场诉讼并行推进，使 Meta 面临的法律压力成倍增加。
重演烟草行业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分析人士将这场诉讼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烟草诉讼相提并论。 若 Meta 和谷歌在本案中败诉，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尤其是针对未成年用户的运营逻辑，将面临根本性的重构压力。
1994 年，密西西比州率先以州政府名义起诉烟草公司，要求赔偿因烟草相关疾病造成的医疗支出。这一开创性策略随后被其他州效仿。同年，美国烟草公司 CEO 们集体出席国会听证，宣誓表示尼古丁」 不会让人上瘾 「——这些画面后来成为压垮烟草行业的标志性证据之一。
随着越来多的尼古丁成瘾证据带来的巨大舆论压力，四年之后，美国 46 个州与四大烟草公司达成和解。烟草公司同意向各州支付超过 2460 亿美元的赔偿金，并接受一系列营销广告限制，包括禁止在广告中使用卡通形象 （如骆驼乔） 针对未成年人营销。
这场诉讼之所以会被拿来与社交媒体案件类比，主要有三个相似之处：一是内部文件起了关键作用，烟草公司长期知晓尼古丁的成瘾性却对外否认，类似 Meta 内部文件与公开表述之间的落差；二是对未成年人的定向营销都是核心指控；三是最终的突破口都不是直接证明产品 「有害」，而是证明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仍做出了不道德的设计决策。
当然，判决尚未宣布，难言结果如何。Meta 几乎肯定会上诉，无论结果如何。原因很简单：一旦陪审团判决确立，它将对其余 1600 余起关联诉讼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Meta 有极强的动机通过上诉拖延判决生效的时间，同时寻求在法律适用层面翻盘的机会。
但这场审判依然是一个里程碑：让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负责人扎克伯格首次坐在了陪审团面前，宣誓回答律师的盘问与驳斥，让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社交巨头是否存在刻意设计 「成瘾算法」。
【文章来源：techweb】
这是扎克伯格人生首次进入法庭，就 「成瘾算法」 指控，面对陪审团进行作证。这起诉讼注定将成为里程碑，可能会改变几大社交媒体巨头的未来算法与责任认定。
上周三 （2 月 18 日），Meta 联合创始人兼 CEO 马克·扎克伯格来到洛杉矶的加州高级法院，第一次坐在陪审团面前，就 Instagram 算法是否蓄意让未成年人上瘾案件正式接受质询并出庭作证。这一历史性场景，被众多法律学者和社会观察人士称为科技行业的」 烟草时刻」。
起诉巨头标杆诉讼
理解这场庭审的意义，首先要理解是谁在起诉 Meta。这起案件的原告是加州一名 20 岁的女性凯莉 （Kaley）。她在诉讼文件中指控称，自己未成年时期因沉迷 Instagram，逐渐发展出焦虑症、恐惧症和自杀倾向，还曾在平台上遭遇欺凌和色情敲诈。
她的母亲称，凯莉有时每天使用 Instagram 长达数小时，曾有记录显示她在单日内使用时长超过 16 小时，而这还是在母亲一再试图限制其使用 Instagram 的前提下。
原本她是同时起诉四家社交媒体巨头。但就在开庭前夕，TikTok 和 Snapchat 选择与她达成和解，从而退出了诉讼，赔偿金额没有宣布。而 Meta 和谷歌旗下 YouTube 拒绝和解，决定与她坚持诉讼。
由于这起案件同时起诉 Meta 和谷歌同时构成诉讼关系，它被认定为」 标杆案件」。换句话说，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影响全美数百起类似诉讼的走向；数以百计遭受类似伤害的家庭和学区都等着继续推进对 Meta 的诉讼。
原告代理律师、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创始人马修·伯格曼 （Matthew Bergman） 表示，这次审判将首次让公众了解 「社交媒体公司为了利润而牺牲我们孩子的安全所做的一切」。
此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社交媒体公司是否刻意在产品设计中嵌入了成瘾性机制？如果是，那么平台就应当为用户，尤其是未成年用户，因此遭受的心理健康损害承担法律责任。这一问题直接挑战了美国 《通信规范法》 第 230 条赋予网络平台的」 广泛豁免」 保护。因此，这起案件被视为可能改变社交网络巨头未来算法的历史性诉讼。
扎克伯格首次出庭
这并非扎克伯格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为 Meta 辩护。2024 年，他出席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 「科技巨头与儿童在线性剥削危机」 的听证会，在全美直播镜头前起身转向听众席，向那些称孩子因社交媒体受伤甚至死亡的家长们当众道歉。
当时扎克伯格在国会议员的要求下，站起来直视着旁听的家长们说道：「我对你们所经历的一切感到抱歉。任何人都不应该遭受你们家庭所经历的痛苦。」
虽然这一举动极具视觉冲击力，但许多家长在会后表示，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公司在算法设计和责任追究上的实质性改变，而不仅仅是镜头前的道歉。实际上，Meta 并没有遭到立法层面的处罚。毕竟他们每年都要投入超过 2000 万美元进行国会游说，成为美国游说投入最大的企业。
但站在法院和陪审团面前，扎克伯格还是第一次。他不得不接受对方律师的盘问和驳斥。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过精心准备，因为这可能直接影响陪审员们的判决，影响这起重要案件的判决。
2 月 18 日当天，扎克伯格身穿蓝色西装和灰色领带，在接近正午时分走入法庭。庭审现场几乎座无虚席——数十名家长从全国各地赶来旁听，有家长甚至在法院台阶上露宿一夜，只为确保能占到旁听席位。原告凯莉本人也坐在旁听席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在洛杉矶高等法院门外，还有数十名家长聚集，手拉手为各自逝去或受伤的孩子守望。媒体采访到的两名家长讲述了她们的悲剧：朱莉安娜·阿诺德 （Julianna Arnold） 的女儿据称因在 Instagram 上购买芬太尼后死亡；乔安·博加德 （Joann Bogard） 的儿子在 YouTube 上看到」 窒息挑战」 视频后模仿致死。
「看到扎克伯格出庭作证，感觉很超现实，「阿诺德在庭审休庭期间对记者说。她在过去数年里一直公开呼吁 Meta 做出更大改变，而今终于看到这个人坐在了陪审团面前。」 这些审判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它们终于要让这些科技公司为它们所知道的事情、为它们的设计决策以及它们以牺牲我们孩子为代价所做的权衡担责了。「
故意设计成瘾机制？
原告方的主律师马克·拉尼尔 （Mark Lanier） 以凌厉进攻著称，他在庭审中一再追问扎克伯格，意在向陪审团证明：Meta 的每一个关键决策，扎克伯格都直接涉及其中。
庭审中最关键的交锋，集中在一个核心问题上：Meta 是否在企业战略层面，以增加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设计产品？这关系到 Meta 是否故意追求让用户对自己的平台成瘾。
原告的诉状措辞严厉，直指社交媒体公司的产品设计本质。诉状写道：」 大量借鉴老虎机使用的行为学和神经生物学技术，以及香烟行业利用的手段，被告故意在其产品中嵌入一系列设计功能，旨在最大化青少年参与度以推动广告收入。「
这些被指控的」 成瘾性设计」 包括：内容无限滚动、视频自动播放、算法推荐系统和频繁的推送通知。诉状认为，这些功能并非偶然，而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商业决策，目的是让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长时间沉迷于平台，从而产生更多广告收益。
来自雪城大学高级媒体管理项目主任亚当·佩鲁塔 （Adam Peruta） 表示：「这更多关乎设计模式和功能特性，这正是案件的新颖之处。我们看到社交媒体平台在过去五到七年里大力推行这些策略，包括无限滚动和为你量身定制的算法。」
拉尼尔拿出了 Instagram 负责人亚当·莫塞里 （Adam Mosseri） 此前出庭时呈交的内部文件。文件显示，Meta 曾为 Instagram 设定了明确的用户日均使用时长目标：2023 年目标为 40 分钟，2026 年目标则上调至 46 分钟。这表明，Meta 有意通过算法等手段延长用户的使用时间。
扎克伯格精心防御
面对这份证据文件，扎克伯格的解释是：Instagram 过去确实有时长目标，但公司此后已转向以 「效用和价值」 为核心的衡量体系。他辩称，自己 「不是在最大化用户每月花在平台上的时间」，因为 「如果你做的事情对人们没有好处，他们或许短期内会多花时间，但长期他们不会继续使用它」——他将这套逻辑定性为追求 「可持续社群」 的体现。
但原告律师迅速打脸指出：扎克伯格在 2024 年国会听证中曾公开表示，Instagram 员工」 没有」 被要求以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两份陈述之间的矛盾，成为庭审中最具杀伤力的攻击点之一。扎克伯格前后不一致的两种表述，或许会让陪审团对 Meta 政策产生负面印象。
扎克伯格还被追问：他是否真的在开庭前查看过凯莉的 Instagram 内容？他回答称，工作人员让他」 看了一些」。就在此时，拉尼尔示意法庭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幅宽达 10 米的超大拼图，上面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凯莉在 Instagram 上发布的数百张自拍照。
拉尼尔让扎克伯格仔细端详这些用户自拍照，并追问：这样一个孩子 （已经有明显成瘾） 的账号，是否曾因异常使用行为触发平台的审查机制？扎克伯格没有正面回答。
整场扎克伯格的应对，体现出明显的防御姿态。显然这也是 Meta 法务团队精心准备的结果。扎克伯格反复纠正提问措辞，数次打断对方律师质询：」 我认为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 你在曲解我的说法 「。
法律专家事后评价，扎克伯格基本没有出现重大失误，」 他能做到的最好结果，就是不让情况变得更糟」，圣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 （Eric Goldman） 如此总结。
年龄限制形同虚设
庭审的另一个核心争议，是平台对未成年用户的保护措施是否足够有效。这也是所有社交平台都面临的难题，因为未成年用户总会想方设法绕过年龄限制。
Instagram 规定用户必须年满 13 岁方可注册，但拉尼尔引用了一份 Meta 内部评估报告，该报告估计，仅 2015 年一年，就有超过 400 万 13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使用 Instagram。面对这份数据，扎克伯格的回应是：许多孩子在注册时谎报年龄，Meta 已逐步开发出更多识别和清除未成年用户的手段。
除了年龄识别限制机制不力，原告方还呈堂了一份 Knight-Georgetown 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揭示 Meta 内部文件中将 10 至 12 岁的 「青少年前期」（tweens） 视为 「尤其有价值」 的用户群体，原因在于这一年龄段的用户更有可能在平台上留存更长时间。这份文件将 「对年轻用户的培育」 这一说辞彻底翻转为对商业利益驱动的指控。
此外，律师还就整容滤镜问题展开了专项质询。Meta 曾一度临时禁止整容类数字滤镜，但后来又取消了这一禁令。扎克伯格表示，公司最终决定解除禁令，同时不向其他用户主动推广这类滤镜——他将这一决定描述为在用户自由与潜在危害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
庭审还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扎克伯格的随行团队中，有数人在进入法院大楼时佩戴了 Meta 和雷朋合作开发的 AI 智能眼镜。这款眼镜具备隐蔽录音录像的功能，因此遭到了主审法官的严厉警告，任何录制行为都会遭到 「藐视法庭」 的处罚。
扎克伯格作证结束次日，一名曾在 Meta 工作了十年、亲历公司广告机器搭建全程的前员工布莱恩·博兰德 （Brian Boland） 出庭作证，着重阐述了 Meta 的营收野心如何具体塑造了产品设计决策——这是迄今为止来自内部视角最为犀利的一次陈述。
YouTube 工程副总裁克里斯托斯·古德罗 （Cristos Goodrow） 也被安排在下周一出庭。
挑战 230 条款保护伞
这起诉讼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它试图绕过长期保护科技公司的法律屏障——美国 《通信规范法》 第 230 条。该条款规定，互联网平台不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这一条款多年来让社交媒体公司得以规避大部分法律责任。
但这起诉讼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不是针对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而是针对平台本身的设计特征。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卡罗琳·库尔 （Carolyn Kuhl） 在裁决中明确表示，陪审团必须考虑 「无限滚动」 等设计功能是否导致了心理健康伤害，而不是仅关注内容本身。
在去年 10 月的一份裁决中，库尔法官写道：」 所谓的成瘾性平台功能 （如无限滚动） 不能类比于出版商如何选择编辑信息汇编，而是基于设计功能造成的伤害，这些功能影响原告与平台的互动方式，而不论观看的第三方内容性质如何。「
Meta 的辩护策略是清晰的：公司不否认原告的心理健康问题，但认为 Instagram「并非主要原因」；公司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单一平台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公司强调自己已推出了 「青少年账户」、默认隐私保护等一系列安全措施。
内部文件的曝光，是这场诉讼中最为致命的变量。那份将 「青少年前期」 用户列为高价值目标的文件，那些将使用时长目标设定为 40 分钟、46 分钟的内部备忘录，让 Meta「以人为本」 的公开表述显得空洞。这种企业公开叙事与内部实践之间的落差，才是陪审团最终需要衡量和判断的核心。
这一法律策略如果成功，将为数千起类似诉讼开辟道路。目前已有超过 1，000 名个人原告、数百个学区和 40 多个州总检察长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诉讼，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一 「风向标案件的结果。
与此同时，Meta 在新墨西哥州还面临着另一场由州检察长提起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指控其未能阻止平台上针对儿童的性剥削行为。两场诉讼并行推进，使 Meta 面临的法律压力成倍增加。
重演烟草行业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分析人士将这场诉讼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烟草诉讼相提并论。 若 Meta 和谷歌在本案中败诉，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尤其是针对未成年用户的运营逻辑，将面临根本性的重构压力。
1994 年，密西西比州率先以州政府名义起诉烟草公司，要求赔偿因烟草相关疾病造成的医疗支出。这一开创性策略随后被其他州效仿。同年，美国烟草公司 CEO 们集体出席国会听证，宣誓表示尼古丁」 不会让人上瘾 「——这些画面后来成为压垮烟草行业的标志性证据之一。
随着越来多的尼古丁成瘾证据带来的巨大舆论压力，四年之后，美国 46 个州与四大烟草公司达成和解。烟草公司同意向各州支付超过 2460 亿美元的赔偿金，并接受一系列营销广告限制，包括禁止在广告中使用卡通形象 （如骆驼乔） 针对未成年人营销。
这场诉讼之所以会被拿来与社交媒体案件类比，主要有三个相似之处：一是内部文件起了关键作用，烟草公司长期知晓尼古丁的成瘾性却对外否认，类似 Meta 内部文件与公开表述之间的落差；二是对未成年人的定向营销都是核心指控；三是最终的突破口都不是直接证明产品 「有害」，而是证明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仍做出了不道德的设计决策。
当然，判决尚未宣布，难言结果如何。Meta 几乎肯定会上诉，无论结果如何。原因很简单：一旦陪审团判决确立，它将对其余 1600 余起关联诉讼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Meta 有极强的动机通过上诉拖延判决生效的时间，同时寻求在法律适用层面翻盘的机会。
但这场审判依然是一个里程碑：让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负责人扎克伯格首次坐在了陪审团面前，宣誓回答律师的盘问与驳斥，让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社交巨头是否存在刻意设计 「成瘾算法」。
【文章来源：techweb】
这是扎克伯格人生首次进入法庭，就 「成瘾算法」 指控，面对陪审团进行作证。这起诉讼注定将成为里程碑，可能会改变几大社交媒体巨头的未来算法与责任认定。
上周三 （2 月 18 日），Meta 联合创始人兼 CEO 马克·扎克伯格来到洛杉矶的加州高级法院，第一次坐在陪审团面前，就 Instagram 算法是否蓄意让未成年人上瘾案件正式接受质询并出庭作证。这一历史性场景，被众多法律学者和社会观察人士称为科技行业的」 烟草时刻」。
起诉巨头标杆诉讼
理解这场庭审的意义，首先要理解是谁在起诉 Meta。这起案件的原告是加州一名 20 岁的女性凯莉 （Kaley）。她在诉讼文件中指控称，自己未成年时期因沉迷 Instagram，逐渐发展出焦虑症、恐惧症和自杀倾向，还曾在平台上遭遇欺凌和色情敲诈。
她的母亲称，凯莉有时每天使用 Instagram 长达数小时，曾有记录显示她在单日内使用时长超过 16 小时，而这还是在母亲一再试图限制其使用 Instagram 的前提下。
原本她是同时起诉四家社交媒体巨头。但就在开庭前夕，TikTok 和 Snapchat 选择与她达成和解，从而退出了诉讼，赔偿金额没有宣布。而 Meta 和谷歌旗下 YouTube 拒绝和解，决定与她坚持诉讼。
由于这起案件同时起诉 Meta 和谷歌同时构成诉讼关系，它被认定为」 标杆案件」。换句话说，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影响全美数百起类似诉讼的走向；数以百计遭受类似伤害的家庭和学区都等着继续推进对 Meta 的诉讼。
原告代理律师、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创始人马修·伯格曼 （Matthew Bergman） 表示，这次审判将首次让公众了解 「社交媒体公司为了利润而牺牲我们孩子的安全所做的一切」。
此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社交媒体公司是否刻意在产品设计中嵌入了成瘾性机制？如果是，那么平台就应当为用户，尤其是未成年用户，因此遭受的心理健康损害承担法律责任。这一问题直接挑战了美国 《通信规范法》 第 230 条赋予网络平台的」 广泛豁免」 保护。因此，这起案件被视为可能改变社交网络巨头未来算法的历史性诉讼。
扎克伯格首次出庭
这并非扎克伯格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为 Meta 辩护。2024 年，他出席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 「科技巨头与儿童在线性剥削危机」 的听证会，在全美直播镜头前起身转向听众席，向那些称孩子因社交媒体受伤甚至死亡的家长们当众道歉。
当时扎克伯格在国会议员的要求下，站起来直视着旁听的家长们说道：「我对你们所经历的一切感到抱歉。任何人都不应该遭受你们家庭所经历的痛苦。」
虽然这一举动极具视觉冲击力，但许多家长在会后表示，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公司在算法设计和责任追究上的实质性改变，而不仅仅是镜头前的道歉。实际上，Meta 并没有遭到立法层面的处罚。毕竟他们每年都要投入超过 2000 万美元进行国会游说，成为美国游说投入最大的企业。
但站在法院和陪审团面前，扎克伯格还是第一次。他不得不接受对方律师的盘问和驳斥。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过精心准备，因为这可能直接影响陪审员们的判决，影响这起重要案件的判决。
2 月 18 日当天，扎克伯格身穿蓝色西装和灰色领带，在接近正午时分走入法庭。庭审现场几乎座无虚席——数十名家长从全国各地赶来旁听，有家长甚至在法院台阶上露宿一夜，只为确保能占到旁听席位。原告凯莉本人也坐在旁听席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在洛杉矶高等法院门外，还有数十名家长聚集，手拉手为各自逝去或受伤的孩子守望。媒体采访到的两名家长讲述了她们的悲剧：朱莉安娜·阿诺德 （Julianna Arnold） 的女儿据称因在 Instagram 上购买芬太尼后死亡；乔安·博加德 （Joann Bogard） 的儿子在 YouTube 上看到」 窒息挑战」 视频后模仿致死。
「看到扎克伯格出庭作证，感觉很超现实，「阿诺德在庭审休庭期间对记者说。她在过去数年里一直公开呼吁 Meta 做出更大改变，而今终于看到这个人坐在了陪审团面前。」 这些审判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它们终于要让这些科技公司为它们所知道的事情、为它们的设计决策以及它们以牺牲我们孩子为代价所做的权衡担责了。「
故意设计成瘾机制？
原告方的主律师马克·拉尼尔 （Mark Lanier） 以凌厉进攻著称，他在庭审中一再追问扎克伯格，意在向陪审团证明：Meta 的每一个关键决策，扎克伯格都直接涉及其中。
庭审中最关键的交锋，集中在一个核心问题上：Meta 是否在企业战略层面，以增加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设计产品？这关系到 Meta 是否故意追求让用户对自己的平台成瘾。
原告的诉状措辞严厉，直指社交媒体公司的产品设计本质。诉状写道：」 大量借鉴老虎机使用的行为学和神经生物学技术，以及香烟行业利用的手段，被告故意在其产品中嵌入一系列设计功能，旨在最大化青少年参与度以推动广告收入。「
这些被指控的」 成瘾性设计」 包括：内容无限滚动、视频自动播放、算法推荐系统和频繁的推送通知。诉状认为，这些功能并非偶然，而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商业决策，目的是让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长时间沉迷于平台，从而产生更多广告收益。
来自雪城大学高级媒体管理项目主任亚当·佩鲁塔 （Adam Peruta） 表示：「这更多关乎设计模式和功能特性，这正是案件的新颖之处。我们看到社交媒体平台在过去五到七年里大力推行这些策略，包括无限滚动和为你量身定制的算法。」
拉尼尔拿出了 Instagram 负责人亚当·莫塞里 （Adam Mosseri） 此前出庭时呈交的内部文件。文件显示，Meta 曾为 Instagram 设定了明确的用户日均使用时长目标：2023 年目标为 40 分钟，2026 年目标则上调至 46 分钟。这表明，Meta 有意通过算法等手段延长用户的使用时间。
扎克伯格精心防御
面对这份证据文件，扎克伯格的解释是：Instagram 过去确实有时长目标，但公司此后已转向以 「效用和价值」 为核心的衡量体系。他辩称，自己 「不是在最大化用户每月花在平台上的时间」，因为 「如果你做的事情对人们没有好处，他们或许短期内会多花时间，但长期他们不会继续使用它」——他将这套逻辑定性为追求 「可持续社群」 的体现。
但原告律师迅速打脸指出：扎克伯格在 2024 年国会听证中曾公开表示，Instagram 员工」 没有」 被要求以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两份陈述之间的矛盾，成为庭审中最具杀伤力的攻击点之一。扎克伯格前后不一致的两种表述，或许会让陪审团对 Meta 政策产生负面印象。
扎克伯格还被追问：他是否真的在开庭前查看过凯莉的 Instagram 内容？他回答称，工作人员让他」 看了一些」。就在此时，拉尼尔示意法庭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幅宽达 10 米的超大拼图，上面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凯莉在 Instagram 上发布的数百张自拍照。
拉尼尔让扎克伯格仔细端详这些用户自拍照，并追问：这样一个孩子 （已经有明显成瘾） 的账号，是否曾因异常使用行为触发平台的审查机制？扎克伯格没有正面回答。
整场扎克伯格的应对，体现出明显的防御姿态。显然这也是 Meta 法务团队精心准备的结果。扎克伯格反复纠正提问措辞，数次打断对方律师质询：」 我认为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 你在曲解我的说法 「。
法律专家事后评价，扎克伯格基本没有出现重大失误，」 他能做到的最好结果，就是不让情况变得更糟」，圣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 （Eric Goldman） 如此总结。
年龄限制形同虚设
庭审的另一个核心争议，是平台对未成年用户的保护措施是否足够有效。这也是所有社交平台都面临的难题，因为未成年用户总会想方设法绕过年龄限制。
Instagram 规定用户必须年满 13 岁方可注册，但拉尼尔引用了一份 Meta 内部评估报告，该报告估计，仅 2015 年一年，就有超过 400 万 13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使用 Instagram。面对这份数据，扎克伯格的回应是：许多孩子在注册时谎报年龄，Meta 已逐步开发出更多识别和清除未成年用户的手段。
除了年龄识别限制机制不力，原告方还呈堂了一份 Knight-Georgetown 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揭示 Meta 内部文件中将 10 至 12 岁的 「青少年前期」（tweens） 视为 「尤其有价值」 的用户群体，原因在于这一年龄段的用户更有可能在平台上留存更长时间。这份文件将 「对年轻用户的培育」 这一说辞彻底翻转为对商业利益驱动的指控。
此外，律师还就整容滤镜问题展开了专项质询。Meta 曾一度临时禁止整容类数字滤镜，但后来又取消了这一禁令。扎克伯格表示，公司最终决定解除禁令，同时不向其他用户主动推广这类滤镜——他将这一决定描述为在用户自由与潜在危害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
庭审还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扎克伯格的随行团队中，有数人在进入法院大楼时佩戴了 Meta 和雷朋合作开发的 AI 智能眼镜。这款眼镜具备隐蔽录音录像的功能，因此遭到了主审法官的严厉警告，任何录制行为都会遭到 「藐视法庭」 的处罚。
扎克伯格作证结束次日，一名曾在 Meta 工作了十年、亲历公司广告机器搭建全程的前员工布莱恩·博兰德 （Brian Boland） 出庭作证，着重阐述了 Meta 的营收野心如何具体塑造了产品设计决策——这是迄今为止来自内部视角最为犀利的一次陈述。
YouTube 工程副总裁克里斯托斯·古德罗 （Cristos Goodrow） 也被安排在下周一出庭。
挑战 230 条款保护伞
这起诉讼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它试图绕过长期保护科技公司的法律屏障——美国 《通信规范法》 第 230 条。该条款规定，互联网平台不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这一条款多年来让社交媒体公司得以规避大部分法律责任。
但这起诉讼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不是针对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而是针对平台本身的设计特征。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卡罗琳·库尔 （Carolyn Kuhl） 在裁决中明确表示，陪审团必须考虑 「无限滚动」 等设计功能是否导致了心理健康伤害，而不是仅关注内容本身。
在去年 10 月的一份裁决中，库尔法官写道：」 所谓的成瘾性平台功能 （如无限滚动） 不能类比于出版商如何选择编辑信息汇编，而是基于设计功能造成的伤害，这些功能影响原告与平台的互动方式，而不论观看的第三方内容性质如何。「
Meta 的辩护策略是清晰的：公司不否认原告的心理健康问题，但认为 Instagram「并非主要原因」；公司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单一平台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公司强调自己已推出了 「青少年账户」、默认隐私保护等一系列安全措施。
内部文件的曝光，是这场诉讼中最为致命的变量。那份将 「青少年前期」 用户列为高价值目标的文件，那些将使用时长目标设定为 40 分钟、46 分钟的内部备忘录，让 Meta「以人为本」 的公开表述显得空洞。这种企业公开叙事与内部实践之间的落差，才是陪审团最终需要衡量和判断的核心。
这一法律策略如果成功，将为数千起类似诉讼开辟道路。目前已有超过 1，000 名个人原告、数百个学区和 40 多个州总检察长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诉讼，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一 「风向标案件的结果。
与此同时，Meta 在新墨西哥州还面临着另一场由州检察长提起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指控其未能阻止平台上针对儿童的性剥削行为。两场诉讼并行推进，使 Meta 面临的法律压力成倍增加。
重演烟草行业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分析人士将这场诉讼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烟草诉讼相提并论。 若 Meta 和谷歌在本案中败诉，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尤其是针对未成年用户的运营逻辑，将面临根本性的重构压力。
1994 年，密西西比州率先以州政府名义起诉烟草公司，要求赔偿因烟草相关疾病造成的医疗支出。这一开创性策略随后被其他州效仿。同年，美国烟草公司 CEO 们集体出席国会听证，宣誓表示尼古丁」 不会让人上瘾 「——这些画面后来成为压垮烟草行业的标志性证据之一。
随着越来多的尼古丁成瘾证据带来的巨大舆论压力，四年之后，美国 46 个州与四大烟草公司达成和解。烟草公司同意向各州支付超过 2460 亿美元的赔偿金，并接受一系列营销广告限制，包括禁止在广告中使用卡通形象 （如骆驼乔） 针对未成年人营销。
这场诉讼之所以会被拿来与社交媒体案件类比，主要有三个相似之处：一是内部文件起了关键作用，烟草公司长期知晓尼古丁的成瘾性却对外否认，类似 Meta 内部文件与公开表述之间的落差；二是对未成年人的定向营销都是核心指控；三是最终的突破口都不是直接证明产品 「有害」，而是证明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仍做出了不道德的设计决策。
当然，判决尚未宣布，难言结果如何。Meta 几乎肯定会上诉，无论结果如何。原因很简单：一旦陪审团判决确立，它将对其余 1600 余起关联诉讼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Meta 有极强的动机通过上诉拖延判决生效的时间，同时寻求在法律适用层面翻盘的机会。
但这场审判依然是一个里程碑：让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负责人扎克伯格首次坐在了陪审团面前，宣誓回答律师的盘问与驳斥，让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社交巨头是否存在刻意设计 「成瘾算法」。
【文章来源：techweb】
这是扎克伯格人生首次进入法庭，就 「成瘾算法」 指控，面对陪审团进行作证。这起诉讼注定将成为里程碑，可能会改变几大社交媒体巨头的未来算法与责任认定。
上周三 （2 月 18 日），Meta 联合创始人兼 CEO 马克·扎克伯格来到洛杉矶的加州高级法院，第一次坐在陪审团面前，就 Instagram 算法是否蓄意让未成年人上瘾案件正式接受质询并出庭作证。这一历史性场景，被众多法律学者和社会观察人士称为科技行业的」 烟草时刻」。
起诉巨头标杆诉讼
理解这场庭审的意义，首先要理解是谁在起诉 Meta。这起案件的原告是加州一名 20 岁的女性凯莉 （Kaley）。她在诉讼文件中指控称，自己未成年时期因沉迷 Instagram，逐渐发展出焦虑症、恐惧症和自杀倾向，还曾在平台上遭遇欺凌和色情敲诈。
她的母亲称，凯莉有时每天使用 Instagram 长达数小时，曾有记录显示她在单日内使用时长超过 16 小时，而这还是在母亲一再试图限制其使用 Instagram 的前提下。
原本她是同时起诉四家社交媒体巨头。但就在开庭前夕，TikTok 和 Snapchat 选择与她达成和解，从而退出了诉讼，赔偿金额没有宣布。而 Meta 和谷歌旗下 YouTube 拒绝和解，决定与她坚持诉讼。
由于这起案件同时起诉 Meta 和谷歌同时构成诉讼关系，它被认定为」 标杆案件」。换句话说，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影响全美数百起类似诉讼的走向；数以百计遭受类似伤害的家庭和学区都等着继续推进对 Meta 的诉讼。
原告代理律师、社交媒体受害者法律中心创始人马修·伯格曼 （Matthew Bergman） 表示，这次审判将首次让公众了解 「社交媒体公司为了利润而牺牲我们孩子的安全所做的一切」。
此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社交媒体公司是否刻意在产品设计中嵌入了成瘾性机制？如果是，那么平台就应当为用户，尤其是未成年用户，因此遭受的心理健康损害承担法律责任。这一问题直接挑战了美国 《通信规范法》 第 230 条赋予网络平台的」 广泛豁免」 保护。因此，这起案件被视为可能改变社交网络巨头未来算法的历史性诉讼。
扎克伯格首次出庭
这并非扎克伯格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为 Meta 辩护。2024 年，他出席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 「科技巨头与儿童在线性剥削危机」 的听证会，在全美直播镜头前起身转向听众席，向那些称孩子因社交媒体受伤甚至死亡的家长们当众道歉。
当时扎克伯格在国会议员的要求下，站起来直视着旁听的家长们说道：「我对你们所经历的一切感到抱歉。任何人都不应该遭受你们家庭所经历的痛苦。」
虽然这一举动极具视觉冲击力，但许多家长在会后表示，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公司在算法设计和责任追究上的实质性改变，而不仅仅是镜头前的道歉。实际上，Meta 并没有遭到立法层面的处罚。毕竟他们每年都要投入超过 2000 万美元进行国会游说，成为美国游说投入最大的企业。
但站在法院和陪审团面前，扎克伯格还是第一次。他不得不接受对方律师的盘问和驳斥。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过精心准备，因为这可能直接影响陪审员们的判决，影响这起重要案件的判决。
2 月 18 日当天，扎克伯格身穿蓝色西装和灰色领带，在接近正午时分走入法庭。庭审现场几乎座无虚席——数十名家长从全国各地赶来旁听，有家长甚至在法院台阶上露宿一夜，只为确保能占到旁听席位。原告凯莉本人也坐在旁听席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在洛杉矶高等法院门外，还有数十名家长聚集，手拉手为各自逝去或受伤的孩子守望。媒体采访到的两名家长讲述了她们的悲剧：朱莉安娜·阿诺德 （Julianna Arnold） 的女儿据称因在 Instagram 上购买芬太尼后死亡；乔安·博加德 （Joann Bogard） 的儿子在 YouTube 上看到」 窒息挑战」 视频后模仿致死。
「看到扎克伯格出庭作证，感觉很超现实，「阿诺德在庭审休庭期间对记者说。她在过去数年里一直公开呼吁 Meta 做出更大改变，而今终于看到这个人坐在了陪审团面前。」 这些审判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它们终于要让这些科技公司为它们所知道的事情、为它们的设计决策以及它们以牺牲我们孩子为代价所做的权衡担责了。「
故意设计成瘾机制？
原告方的主律师马克·拉尼尔 （Mark Lanier） 以凌厉进攻著称，他在庭审中一再追问扎克伯格，意在向陪审团证明：Meta 的每一个关键决策，扎克伯格都直接涉及其中。
庭审中最关键的交锋，集中在一个核心问题上：Meta 是否在企业战略层面，以增加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设计产品？这关系到 Meta 是否故意追求让用户对自己的平台成瘾。
原告的诉状措辞严厉，直指社交媒体公司的产品设计本质。诉状写道：」 大量借鉴老虎机使用的行为学和神经生物学技术，以及香烟行业利用的手段，被告故意在其产品中嵌入一系列设计功能，旨在最大化青少年参与度以推动广告收入。「
这些被指控的」 成瘾性设计」 包括：内容无限滚动、视频自动播放、算法推荐系统和频繁的推送通知。诉状认为，这些功能并非偶然，而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商业决策，目的是让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长时间沉迷于平台，从而产生更多广告收益。
来自雪城大学高级媒体管理项目主任亚当·佩鲁塔 （Adam Peruta） 表示：「这更多关乎设计模式和功能特性，这正是案件的新颖之处。我们看到社交媒体平台在过去五到七年里大力推行这些策略，包括无限滚动和为你量身定制的算法。」
拉尼尔拿出了 Instagram 负责人亚当·莫塞里 （Adam Mosseri） 此前出庭时呈交的内部文件。文件显示，Meta 曾为 Instagram 设定了明确的用户日均使用时长目标：2023 年目标为 40 分钟，2026 年目标则上调至 46 分钟。这表明，Meta 有意通过算法等手段延长用户的使用时间。
扎克伯格精心防御
面对这份证据文件，扎克伯格的解释是：Instagram 过去确实有时长目标，但公司此后已转向以 「效用和价值」 为核心的衡量体系。他辩称，自己 「不是在最大化用户每月花在平台上的时间」，因为 「如果你做的事情对人们没有好处，他们或许短期内会多花时间，但长期他们不会继续使用它」——他将这套逻辑定性为追求 「可持续社群」 的体现。
但原告律师迅速打脸指出：扎克伯格在 2024 年国会听证中曾公开表示，Instagram 员工」 没有」 被要求以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两份陈述之间的矛盾，成为庭审中最具杀伤力的攻击点之一。扎克伯格前后不一致的两种表述，或许会让陪审团对 Meta 政策产生负面印象。
扎克伯格还被追问：他是否真的在开庭前查看过凯莉的 Instagram 内容？他回答称，工作人员让他」 看了一些」。就在此时，拉尼尔示意法庭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幅宽达 10 米的超大拼图，上面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凯莉在 Instagram 上发布的数百张自拍照。
拉尼尔让扎克伯格仔细端详这些用户自拍照，并追问：这样一个孩子 （已经有明显成瘾） 的账号，是否曾因异常使用行为触发平台的审查机制？扎克伯格没有正面回答。
整场扎克伯格的应对，体现出明显的防御姿态。显然这也是 Meta 法务团队精心准备的结果。扎克伯格反复纠正提问措辞，数次打断对方律师质询：」 我认为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 你在曲解我的说法 「。
法律专家事后评价，扎克伯格基本没有出现重大失误，」 他能做到的最好结果，就是不让情况变得更糟」，圣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 （Eric Goldman） 如此总结。
年龄限制形同虚设
庭审的另一个核心争议，是平台对未成年用户的保护措施是否足够有效。这也是所有社交平台都面临的难题，因为未成年用户总会想方设法绕过年龄限制。
Instagram 规定用户必须年满 13 岁方可注册，但拉尼尔引用了一份 Meta 内部评估报告，该报告估计，仅 2015 年一年，就有超过 400 万 13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使用 Instagram。面对这份数据，扎克伯格的回应是：许多孩子在注册时谎报年龄，Meta 已逐步开发出更多识别和清除未成年用户的手段。
除了年龄识别限制机制不力，原告方还呈堂了一份 Knight-Georgetown 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揭示 Meta 内部文件中将 10 至 12 岁的 「青少年前期」（tweens） 视为 「尤其有价值」 的用户群体，原因在于这一年龄段的用户更有可能在平台上留存更长时间。这份文件将 「对年轻用户的培育」 这一说辞彻底翻转为对商业利益驱动的指控。
此外，律师还就整容滤镜问题展开了专项质询。Meta 曾一度临时禁止整容类数字滤镜，但后来又取消了这一禁令。扎克伯格表示，公司最终决定解除禁令，同时不向其他用户主动推广这类滤镜——他将这一决定描述为在用户自由与潜在危害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
庭审还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扎克伯格的随行团队中，有数人在进入法院大楼时佩戴了 Meta 和雷朋合作开发的 AI 智能眼镜。这款眼镜具备隐蔽录音录像的功能，因此遭到了主审法官的严厉警告，任何录制行为都会遭到 「藐视法庭」 的处罚。
扎克伯格作证结束次日，一名曾在 Meta 工作了十年、亲历公司广告机器搭建全程的前员工布莱恩·博兰德 （Brian Boland） 出庭作证，着重阐述了 Meta 的营收野心如何具体塑造了产品设计决策——这是迄今为止来自内部视角最为犀利的一次陈述。
YouTube 工程副总裁克里斯托斯·古德罗 （Cristos Goodrow） 也被安排在下周一出庭。
挑战 230 条款保护伞
这起诉讼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它试图绕过长期保护科技公司的法律屏障——美国 《通信规范法》 第 230 条。该条款规定，互联网平台不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这一条款多年来让社交媒体公司得以规避大部分法律责任。
但这起诉讼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不是针对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而是针对平台本身的设计特征。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卡罗琳·库尔 （Carolyn Kuhl） 在裁决中明确表示，陪审团必须考虑 「无限滚动」 等设计功能是否导致了心理健康伤害，而不是仅关注内容本身。
在去年 10 月的一份裁决中，库尔法官写道：」 所谓的成瘾性平台功能 （如无限滚动） 不能类比于出版商如何选择编辑信息汇编，而是基于设计功能造成的伤害，这些功能影响原告与平台的互动方式，而不论观看的第三方内容性质如何。「
Meta 的辩护策略是清晰的：公司不否认原告的心理健康问题，但认为 Instagram「并非主要原因」；公司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单一平台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公司强调自己已推出了 「青少年账户」、默认隐私保护等一系列安全措施。
内部文件的曝光，是这场诉讼中最为致命的变量。那份将 「青少年前期」 用户列为高价值目标的文件，那些将使用时长目标设定为 40 分钟、46 分钟的内部备忘录，让 Meta「以人为本」 的公开表述显得空洞。这种企业公开叙事与内部实践之间的落差，才是陪审团最终需要衡量和判断的核心。
这一法律策略如果成功，将为数千起类似诉讼开辟道路。目前已有超过 1，000 名个人原告、数百个学区和 40 多个州总检察长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诉讼，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一 「风向标案件的结果。
与此同时，Meta 在新墨西哥州还面临着另一场由州检察长提起的消费者保护诉讼，指控其未能阻止平台上针对儿童的性剥削行为。两场诉讼并行推进，使 Meta 面临的法律压力成倍增加。
重演烟草行业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分析人士将这场诉讼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烟草诉讼相提并论。 若 Meta 和谷歌在本案中败诉，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尤其是针对未成年用户的运营逻辑，将面临根本性的重构压力。
1994 年，密西西比州率先以州政府名义起诉烟草公司，要求赔偿因烟草相关疾病造成的医疗支出。这一开创性策略随后被其他州效仿。同年，美国烟草公司 CEO 们集体出席国会听证，宣誓表示尼古丁」 不会让人上瘾 「——这些画面后来成为压垮烟草行业的标志性证据之一。
随着越来多的尼古丁成瘾证据带来的巨大舆论压力，四年之后，美国 46 个州与四大烟草公司达成和解。烟草公司同意向各州支付超过 2460 亿美元的赔偿金，并接受一系列营销广告限制，包括禁止在广告中使用卡通形象 （如骆驼乔） 针对未成年人营销。
这场诉讼之所以会被拿来与社交媒体案件类比，主要有三个相似之处：一是内部文件起了关键作用，烟草公司长期知晓尼古丁的成瘾性却对外否认，类似 Meta 内部文件与公开表述之间的落差；二是对未成年人的定向营销都是核心指控；三是最终的突破口都不是直接证明产品 「有害」，而是证明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仍做出了不道德的设计决策。
当然，判决尚未宣布，难言结果如何。Meta 几乎肯定会上诉，无论结果如何。原因很简单：一旦陪审团判决确立，它将对其余 1600 余起关联诉讼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Meta 有极强的动机通过上诉拖延判决生效的时间，同时寻求在法律适用层面翻盘的机会。
但这场审判依然是一个里程碑：让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负责人扎克伯格首次坐在了陪审团面前，宣誓回答律师的盘问与驳斥，让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社交巨头是否存在刻意设计 「成瘾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