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发表的题为 《货币政策与美联储框架评估》 的讲稿全文：
开场白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在重大经济政策变革的背景下展现出韧性。就美联储的双重使命目标而言，就业市场依然接近最大就业水平，而通胀虽然仍处于偏高区间，但已较疫情后高点大幅回落。与此同时，风险的平衡似乎正在发生转变。
在今天的讲话中，我将首先讨论当前经济形势以及货币政策的近期前景。随后，我将谈及我们对货币政策框架的第二次公开审查结果，这一结果已体现在我们今天发布的 《长期目标与货币政策策略声明》 的修订版中。
当前经济状况与短期展望
一年前，当我在这里发言时，美国经济正处在拐点。我们的政策利率已在 5.25%—5.5% 区间维持超过一年。这一紧缩的政策立场，有助于降低通胀，并推动总需求与供给恢复可持续平衡。
当时，通胀已接近我们的目标，就业市场也从过热状态降温。通胀上行风险减弱，但失业率却上升了近 1 个百分点——而历史上这种情况通常仅在经济衰退中出现。
随后，在连续三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上，我们重新调整了政策立场，使过去一年就业市场得以在接近最大就业水平下保持平衡。
今年，经济面临新的挑战。更高的关税正在重塑全球贸易体系，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导致劳动力供给增长急剧放缓。从长期来看，税收、财政支出和监管政策的变化，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与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尚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这些政策最终会定格在何种状态，以及它们对经济的持久性影响。
贸易与移民政策的变化同时影响需求与供给。在这种环境下，要区分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变得十分困难。但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货币政策能够稳定周期波动，却几乎无法改变结构性趋势。
劳动力市场就是一个例子。 7 月就业报告显示，过去三个月平均新增非农就业仅 3.5 万人，远低于 2024 年每月 16.8 万的水平。而且 5 月和 6 月的就业数据还被大幅下修。
虽然增速显著放缓，但这并未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过度闲置，这是我们希望避免的局面。7 月失业率虽小幅上升，但依然处于 4.2% 的历史低位，并在过去一年保持基本稳定。
其他指标——包括辞职率、裁员数、职位空缺与失业人数比率、名义工资增速——变化不大或仅小幅回落。移民锐减使劳动力供给下降，从而显著降低了维持失业率稳定所需的 「均衡就业增速」。
整体而言，就业市场供需同步降温，呈现出一种 「不寻常的平衡」。不过，这种情况也意味着就业下行风险正在增加，一旦这些风险成为现实，可能迅速表现为裁员增加和失业率上升。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 GDP 增速放缓至 1.2%，仅为 2024 年 （2.5%） 的一半。放缓主要反映了消费支出的下降。和劳动力市场一样，部分 GDP 放缓可能反映了潜在产出的减速。
关于通胀： 更高的关税已开始推高部分商品价格。数据显示，截至 7 月的 12 个月内，总体 PCE 价格指数上涨 2.6%；若剔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PCE 上涨 2.9%，高于去年同期。
核心分项中，商品价格同比上涨 1.1%，而 2024 年则呈现温和下降。住房服务通胀仍处下行趋势，但非住房服务通胀仍高于与 2% 目标相一致的历史水平。
关税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已十分明显。预计未来几个月这种影响还会积累，但其时间与规模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关键问题是：这些涨价是否会显著增加持续性通胀的风险？
合理的基准假设是：关税效应相对短暂，只会带来 「一次性」 的物价水平上升。当然，「一次性」 并不意味着 「立即完成」。关税的传导需要时间，且关税水平仍在调整中，可能延长整个过程。
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关税带来的价格上行可能引发更持久的通胀动态。这需要加以评估与应对。一种可能是，因价格上涨而实际收入下降的工人，要求并获得更高工资，从而引发工资—价格螺旋。但由于劳动力市场并不紧张，且下行风险上升，这种情况看起来不大可能。
另一种可能是，通胀预期被推高，从而带动实际通胀。但目前市场和调查显示，长期通胀预期仍锚定在 2% 目标附近。
当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通胀预期会一直稳定。不论形势如何，我们不会允许一次性物价水平上升演变为持续性通胀问题。
综上所述，这对货币政策有何影响？目前，通胀风险偏向上行，就业风险偏向下行——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局面。当我们的目标发生矛盾时，框架要求我们在双重使命间保持平衡。
经典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指出，失业率缺口与通胀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即当失业率缺口上升时，通胀率趋向于下降；而当失业率缺口降低时，通胀率上升。
我们当前的利率水平比一年前更接近中性利率 100 个基点，而失业率和其他就业指标的稳定性，使我们能够谨慎评估并调整政策立场。尽管如此，在政策仍处于紧缩区间的背景下，基准前景与风险平衡的变化可能使得调整立场合理。
货币政策并非预设轨迹。FOMC 成员将根据数据及其对前景与风险平衡的影响来决定。我们绝不会偏离这一方法。
货币政策框架的演变
接下来谈第二个主题：我们的货币政策框架建立在国会赋予的法定使命之上，即促进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我们完全致力于履行这一使命，而框架的修订将帮助我们在更广泛的经济条件下实现这一目标。
修订后的 《长期目标与货币政策策略声明》（我们称之为 「共识声明」） 描述了我们如何追求双重使命。这份文件旨在让公众清楚理解我们如何看待货币政策，这既有助于透明与问责，也使货币政策更有效。
本次修订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建立在我们对经济不断深化的理解之上。它延续了 2012 年伯南克时期的初始声明。今年发布的修订版，是第二次公开评估的成果。
该评估每五年进行一次，今年包括三方面：各地联储举办的 「倾听美国」 活动，一场核心研究会议，以及 FOMC 会议上的政策讨论与职员分析。
在今年的审议中，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框架在各种经济条件下都适用。同时，它需要随经济结构与理解的变化而演进。大萧条、大通胀、温和繁荣时期各有不同，而今天的挑战又有所不同。
2020 年评估背景： 当时，美国经济处于 「新常态」：低增长、低通胀、极为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利率长期接近有效下限 （ELB）。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政策利率在 ELB 停留长达七年。
当时普遍认为，若再遇衰退，利率会再次回到零附近，且长期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利率可能因名义利率受限而上升，进一步压制就业与通胀，形成不利循环。
因此，2020 年我们引入了 「灵活平均通胀目标制」，以确保在利率受限的情况下，通胀预期仍锚定在 2%。具体而言，我们强调，在长期通胀低于 2% 后，政策可能允许一段时间通胀 「适度高于 2%」。
但疫情后情况完全不同。经济重启带来 40 年来最高通胀。与大多数央行和分析人士一样，我们最初判断通胀会快速回落，而无需大幅紧缩。
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我们果断加息 525 个基点 （16 个月内），并结合供应链恢复，推动通胀回到目标附近，而失业率并未出现以往那种急剧上升。
修订后 「共识声明」 的要点
今年的审查考量了过去五年经济状况的演变。在此期间，我们看到通胀形势在面临巨大冲击时可能迅速变化。此外，目前的利率远高于全球金融危机和疫情之间的时期。
由于通胀高于目标水平，我们的政策利率具有限制性——在我看来，这种限制性是有限的。我们无法确定利率在长期内将稳定在何处，但目前的中性水平可能高于 2010 年代，
在审查过程中，我们认识到：2020 年声明中过于强调 ELB，反而在应对高通胀时带来沟通困扰。因此我们做出几项关键修订：
移除 「ELB 是决定性特征」 的表述。 改为：我们的货币政策旨在在各种经济条件下促进最大就业与物价稳定。ELB 仍是潜在挑战，但不再是核心。
回归灵活通胀目标制，取消 「补偿性超调」 策略。 事实证明，「适度超调」 完全不适用。疫情后的通胀既不适度，也非有意。
稳固的通胀预期对于我们成功降低通胀且避免失业率大幅上升至关重要，它使通胀在冲击后回到目标，同时避免通缩风险。修订版强调，美联储将坚定确保长期通胀预期稳定，并指出 「物价稳定对经济稳健与全体美国人的福祉至关重要」。
关于就业： 2020 年我们用 「缺口」（shortfalls） 替代 「偏离」（deviations），以表明不因不确定的自然失业率估计而贸然紧缩。但实践中这一表述被误解，仿佛我们永不预防性收紧。
修订版删除了 「缺口」，改为更精确表述：就业有时可能高于最大就业的实时估计，而不一定带来通胀风险。但若劳动力市场过紧威胁物价稳定，仍需预防性行动。
双重使命冲突时的平衡。 修订版更接近 2012 年表述：我们在权衡目标偏离程度及回归时间差时采取平衡方式。
其他方面保持连续性：我们继续认为设定就业数值目标不合适，因为其不可直接观测且随时间变化；继续坚持 2% 长期通胀目标；继续认为货币政策需前瞻性并考虑滞后效应；继续每五年进行一次公开审议。
五、结语
最后，我要感谢施密德 （堪萨斯城联储主席） 及其团队精心筹办这一年度盛会。包括疫情期间的线上参与，这是我第八次在此发言。
杰克逊霍尔会议让美联储领导人能聆听经济学界顶尖思想，聚焦当下挑战。40 多年前，堪萨斯城联储成功邀请沃尔克来到这片国家公园，我很自豪能延续这一传统。
（财联社）
文章转载自 东方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