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钱学胜
前不久，2025 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在假期中陆续揭晓。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时，我正在岳父家饭后闲聊。岳父边看新闻边问我：「『索诺玛生物』 很有名吗？」 又问起我大阪大学如何，相当于国内什么大学。我检索后告诉他，对照内地高校排第 12 名左右 （2025 年泰晤士大学排名）。
岳父听后皱着眉，流露出讶异的神情。在他的观念里，诺贝尔奖就好比 「皇冠上的明珠」，理所应当属于那些名声显赫的 「皇冠」 级学府或研究机构。获奖者出自于 「双非」 院校 （非顶尖高校、非顶尖专业） 已属意外。如果来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那就更令人讶异了。
我想，诺奖就好比一面镜子，这无关于是否为 「小圈子」 的故意设计或别有用心的话语陷阱，就这种讶异本身带来的 「多维」 视角冲击，就已足够能给予我们全新的启示了。
一、企业：创新主体的海洋
其实，来自企业的获奖者在诺奖历史上并不鲜见。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就是诺奖大户，曾一共出过 15 位诺奖获得者，还有 7 位图灵奖和其他顶奖的得主。IBM、通用电气、德州仪器、索尼等全球知名企业也都产生过诺奖成果。
更重要的是，诺奖也并不是巨头企业的专属。2019 年化学奖表彰的世界第一个可充电锂电池原型，就源自日本旭化成公司；2023 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肯定的 mRNA 疫苗技术由拜恩泰科推向成熟。此外，例如日亚化学 （2014 年物理学奖）、岛津制作所 （2002 年化学奖） 等在其专业领域持续深耕的中型企业，也都曾凭借颠覆性成果获奖。
这些案例表明，通过科技进步来创造人类福祉，这不单单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使命，也并非一定依赖于公共财政投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相互转化、相互促进，本身就孕育着巨大的市场先机。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便是硅谷。它最初的创新动力，来自整个国家集体的目标与雄心的汇聚。得益于科技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成就了新兴的软件和半导体产业。虽然因为产业特质，硅谷企业在诺奖中斩获寥寥，但他们却包揽了图灵奖中几乎所有的企业获奖者。近年来，马斯克创立的 Neuralink 等新一批的硅谷企业又接续成为了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的尖兵。
这些足以表明创新主力和主体完全可以是多元的，甚至在机制得当的环境下，来自私营部门 「游击队」 有着完全不逊于大院大所 「国家队」 的科技创新实力。兴许正是基于这一点的洞察，近年我国政策在顶层设计上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已成为当前科技政策体系的重要导向。2025 年 9 月，国内创业公司深度求索开发的 DeepSeek R1 不负众望地登上 Nature 封面，成功树立了我国私营部门创新的全新标杆。
然而，在更宽泛的基层实践中，还是能看到许多地方依然更愿意对大院大所之 「九牛一毛」 表现出热情似火，而对真正新兴领域的创新小团队普遍意兴阑珊、耐心有限。这种基层实践中的 「功利性」 选择并不难理解——上项目有投资、上工厂有就业、上产能有税收。而扶持早期科技团队，做的东西看不懂，产出可能要在若干年后，如果还没有大咖给站台，那在有限的资源下进行 「取舍」 自然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毕竟像索诺玛和拜恩泰科那样的小公司，才是这个星球上真正的凤毛麟角，碰到的概率比中彩票还低。与其冒着受骗上当的风险追求虚无缥缈的创新，还不如脚踏实地抓点看得见的效益。
这就是理性的选择。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批判这种 「功利性」，强调对创新团队的重视呢？我想如果只是坐而论道地讲大道理显然是不够有说服力的。幸好，今年的经济学奖给出了非常雄辩的答案和配套的路径。
二、社会：承载创新的土壤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三位学者分享，其中一半奖金授予了莫基尔，以表彰他 「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知识的启蒙与制度保障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研究欧洲工业革命的案例，他发现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成功，既得益于布莱克潜热理论的普及传播，也离不开伯明翰金属工匠群体的精密加工技能支撑。
这项发现为我们勾勒出，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相互融合成功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图景。诚然，我们不能过高期待小团队中能像 「中彩票」 一样产生多了不起的基础原创成果。但真正的进步，不只是约翰·布莱克，还需要像瓦特、哈格里夫斯、阿克莱特、克朗普顿、史蒂芬孙那些许许多多在细分领域的 「能工巧匠」。顶尖的大脑万里挑一，而在具体应用领域中的商业转化则离不开数量的积累。创新团队的 「新老更替」，则将收获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发现，兴许能将我们从 「短期功利主义」 的 「内卷」 陷阱中拉出来一点。
不过，效果恐怕无法更多高估，就像我们都知道 「唯金牌论」 的弊端，然而一到大赛上上下下都戒不断 「金牌至上」 一样。这背后深层次的挑战在于，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与资源配置方式，是否已经真正准备好容纳那些 「用处不详」「见效不快」「大概率失败」 的 「非功利性」 价值取向？
要知道，高质量创新大多源自长期、高风险、无明确应用导向的自由探索。这迥异于任务导向、可量化、短期可见效的绩效逻辑。伟大如爱因斯坦，他的光电效应、相对论，最初都是 「无用」 的成果，却最终催生了电子设备、卫星导航等现代生活中每天不可或缺的日常工具。这样的例子在人类科技史上还有许多，甚至占据了更大比例。
或许，这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远比个别的技术突破更能决定长期的繁荣与增长。相较于更容易喊出来的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的口号，构建一个系统性能够承载、滋养创新，并容忍、甚至兜底失败的社会环境与制度体系，依旧任重道远。但这值得整个社会一起逐渐适应，慢慢努力。
三、冷板凳：坚守与制度的平衡
创新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那便自然而然会有伴随而来的 「冷板凳」。
此次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坂口志文，早在 1995 年便首次发现了调节性 T 细胞的关键标志分子 CD25。由于这一发现太过于颠覆，以至于他的论文长期无法发表。然而他始终坚守在这一领域，直至最终改写人类癌症治疗史。类似经历在诺奖得主身上并不罕见。就近两年来说，2024 年物理学奖得主辛顿就经历了超过十年的神经网络学术寒冬期。2023 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考里科的 mRNA 研究更是长期无法获得基础性经费支持，以致被高校扫地出门。
这些诺奖得主 「非模板化」 的经历，常常成为国内学界用以假设对照的话题。例如，对照我国唯一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假设她在今天的科研院所，可能连青蒿素的预实验都撑不到。因为三年没 SCI、也没专利，基本上难逃取消资助，课题组解散的命运。
又如，推想此次几位诺奖得主 （在获奖前） 申请国内高校到处碰壁的情形。因为不仅没有顶刊，文章因子也过于寒酸。但要知道，仅以发表而论的话，爱因斯坦终生才 11 篇论文，也没有 CNS 这类 「硬通货」，这一水平恐怕是连去好一些高校坐 「冷板凳」 的机会都没有。面对这些看似玩笑，实则异常严峻的现实，很难不使 「后来人」 仔细掂量其中的利弊得失——是选择论文好发的热门领域，还是甘于在冷门领域直接放弃待遇。
众所周知，科学突破往往诞生于边缘与冷门领域。好在近两年从国家到省市，从高校到院所，各级领导谈及科技创新，反反复复都提到，科技工作者要 「坐住坐稳冷板凳」。这说明，决策者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关键。接下来的挑战，则在于如何将这一共识，转化为一套能够有效支撑长期探索的评价与支持系统，让选择 「冷板凳」 的研究者不再仅仅依赖个人英雄主义的坚守，而是能获得可持续的、制度性的保障。
四、结语
回望我国科技发展史，大兵团、会战式科研曾创造出彪炳史册的巨大科技成就。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我国研发人员总量、高水平论文数量已连续高居世界第一。热点论文数量更是占据全球近半壁江山。科研经费投入长年保持世界第二，超过了欧盟 27 国的总和。这都标志着我国的科技创新事业站在了前所未有的全新高度上。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通过镜鉴新的启示，探索既定模式 「舒适区」 外的更多可能，包容并培育多元的科技创新机制，或许能进一步释放我国雄厚的人才潜能。当 「团队」 不再以 「大小」 来计量，「成果」 不只用 「快慢」 来定义，「板凳」 不总以 「冷热」 来评价，我国科技和产业未来或将能真正摆脱内卷困境，涌现出更多超越预期的卓越成果，推动更高质量的成长。
而这，兴许不仅仅是一次科技创新模式的调整，更可能是一场深刻社会认知变革的发端。
（作者钱学胜为复旦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澎湃新闻）
文章转载自东方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