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个月来,各方讨论很多、关注度很高,城市进化论也与多位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对话。借此机会,我们再次邀请王凯,解读他眼中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的新一轮城市发展。在他看来,「以人为本」 需要更细的颗粒度,不能再泛泛而谈,当前应重点关注四个 「2 亿人」。
每经记者|杨弃非 余蕊均 每经编辑|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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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要服务近 10 亿人口,一代人比一代人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更高。」
这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对未来的基本判断。他希望借此强调,城市工作会越来越棘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王凯一直以来向每日经济新闻·城市进化论表达的观点都是,要用细节服务人。在他眼中,高品质生活是多样化的,城市空间设计应越来越精、越来越细,符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王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曾主持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设计项目,是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北京总体规划、杭州、宁波、厦门等城市发展战略负责人。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个月来,各方讨论很多、关注度很高,城市进化论也与多位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对话。借此机会,我们再次邀请王凯,解读他眼中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的新一轮城市发展。
在他看来,「以人为本」 需要更细的颗粒度,不能再泛泛而谈,当前应重点关注四个 「2 亿人」——
2 亿儿童。儿童友好是一座城市应有的 「温度和善意」,我们需要 「蹲下来」,用 「一米视角」 建成真正的儿童友好型城市。
2 亿老年人。伴随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的住房适老化设施和小区适老化环境还存在严重不足,尚难满足居家养老的基本需求。
2 亿新市民、青年人。他们中约 70% 的人只能在城市租房居住,居住品质较差,住房困难突出,需要城市政府下大力气解决。
还有 2 亿老旧小区居民。他们居住的环境普遍存在设施老化、功能不健全、安全隐患多等问题,需要逐步通过住房改善和小区环境品质提升加以解决。
王凯说,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更新时代的城市将回归人本,回到 「生活居住休闲」 的本来面目。
如何把握住这个机会?以下是我们和他的对话。
发展目标变了
「人民城市」 强调开放共享
城市进化论: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的目标,您如何理解这个新目标?
王凯:现代化人民城市的落脚点在 「人民城市」,强调人民共享。举个例子来说,上海之所以花大力气搞一江一河治理,原因就在于黄浦江、苏州河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公共资源,理应向所有人开放。
从这个目标看,这次 (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召开的背景、出台的政策以及最后的工作着力点,都和 2015 年那次 (会议) 有很大不同。
当时中国城镇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几乎所有城市都在搞开发区、搞房地产,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包括城市管理、设计、风貌等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当时强调治理城市病,核心是 「治乱」,重点解决建设管理乱象。
经过 10 年发展,这些突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住房,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 40 平方米,在全球来看都是很高的水平。当然,目前还有分配结构上的问题,但建设这个环节已经基本完成。
城市进化论:框架基本搭好之后,城市发展的重心变了。
王凯:是的。我们现在有 9.4 亿人生活在城镇,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群体。未来中国城市要服务近 10 亿人口,关键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只是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经济层面的可持续。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建材、劳动力,建设本身就是动力。现在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67%,预计未来会到 75% 左右,这中间有一个缓慢的提升过程,然后进入到相对稳定的 「平台期」。城市未来的发展动力从哪来?这是需要解决的。
另外一个就是治理,必须从 「有没有」 转向 「好不好」。比如住房问题,原来大家只要有地方住就可以了,现在要考虑小区环境,能不能停车、有没有适合老幼休闲娱乐的地方。还有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大量进城农民为城市发展做了贡献,怎么保证他们享有均等的、有质量的公共服务。这些事情都不是某个部门能解决的,必须拿出制度性改革办法。
所以这次会议涉及很多深层次的制度性改革,这些制度安排,我个人认为至少会延续 10 年。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资料图)
人口流向变了
10 年后县城还能留住多少人?
城市进化论:会议把 「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 作为今后城市工作的首要任务,您如何判断未来的空间布局?「人」 将何去何从?
王凯:优化城市体系,从空间上讲是要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我理解关键是抓好 「两头」——一头是超大、特大城市,我们团队预测到 2035 年甚至再往后,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还会越来越高;另一头是县城,无论是析出劳动力迈出进城第一步,还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回流落脚,县城始终是基础。
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2025 年到 2035 年,「两头」 聚人的趋势仍较明显,但是到 2035 年之后,县城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情况,随着越来越多在大城市出生的 90 后、00 后长大,他们更向往大城市的生活,不仅因为就业机会更多,更重要的是为了他们的下一代有更好的发展。
这批年轻人成长起来后,县城还能留住多少人,是一个问号。我们团队之前预测 2035 年以后部分县城的人口将出现 「断崖式下降」,可能用词有点猛,但我们想强调的是尊重规律,不要拧着。
城市进化论:全国有 2800 多个县级行政单元,应该怎么应对?
王凯:首先要明确,县和县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所谓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就是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游则游,走特色化发展之路,保持县城的多样性、丰富性。
比如有些在都市圈里面的县,比如昆山、江阴,早就不是传统的农业县了,而是现代化城市体系的组成部分。还有些在农业地区的县,因为要承载一定量的农业人口,还需要提供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重点解决教育、医疗。在边境地区的县,则是从国家战略安全的角度必须加强建设。
我经常讲,城市规划应该像私房菜一样,因人而异地 「私人定制」。过去有条件、没条件的地方都去搞工业、建开发区,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坚持住 (没有搞工业) 的地方,可能在当年 GDP 考核上吃了亏,但到后工业时代,它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文化旅游可以培育出新的增长点。
发展动力变了
更新时代用好 「变性」「变量」「变形」
城市进化论:从 2019 年提出 「城市更新」 到这次会议要求 「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面向现代化的中国城市,需要 「更新」 什么?
王凯:进入稳定发展期,城市要实现内涵式发展,抓手就是城市更新。现在的城市更新本质上是一个 「大更新」 概念,今年 5 月出台的 《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 明确将城市更新分为八类,不只针对 「住」 的问题。
比如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其实是要转换发展动力,把它们变成有活力的商业街区。再比如,原来很多地方搞 「假古董」,投了很多钱,现在基本没人去,大家都在 「求真反假」,只愿意为真正的历史文化买单。
所以,说到物质环境改善要说到 「房子的事」,说城市安全改善就要说 「管子的事」,说文化设施改善就是 「精神追求」,需要 「更新」 的内容其实有多。
城市进化论: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城市发展的动力应该从哪来?
王凯:从城市规划建设的角度来说,把过去的 「定性」「定量」「定形」 转向 「变性」「变量」 和 「变形」,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更新时代的发展动力问题。
闲置的工业园区能不能调整用地性质,改成青年创业园?原来规定的楼房层数,能不能根据市场需求,该增的增、该减的减?原本的建筑形态大多是 「方盒子」,能不能打破条条框框创造设计出新的场景?
应该说,这个动力来源于 「变」,「变出」 城市需要的新活力。原来做城市规划的思路,往往是单一性质的,工业区、文教区、居住区不能混合,现在一些城市的创业园区里出现了类似咖啡馆、篮球场混合的场景,在公园里搞个办公区、在花园里建个学校都是可以的。
总的来说,多元化的交叉融合,在更新时代可以 「大做文章」。当然,实现这些变化,还需要规划技术理论和管理体制的改变。尤其是进入到一个更加多元的时代,我们不仅需要给老百姓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而且一代人比一代人的要求高。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资料图)
治理能力变了
城市韧性不单靠 「管子粗一点」
城市进化论:这几年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其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您认为未来应该如何更有效地推动 「可持续的城市更新」?
王凯:我理解关键要做到三个 「精」。首先是评估,更新前要对空间资源进行精准分析,我们讲 「无体检不更新」。第二,精心设计,更新的目的是要创造出新的吸引人的空间。第三,精心运营维护,不能再走 「只管建设、不管维护」 的老路。
因为城市发展的确定性就在于它的不确定,变化永远存在。从规划上讲,关键是增强空间资源利用的多用途性和可变性,不足的就找东西替代,多余的就用作其他用途,从而构建一个 「生态」。
比如说,招不到学生的学校,能不能改成养老院?未来养老院有了变化,是不是可以再改成商场?上海大量老年人住在城里,年轻人则需要每天长距离通勤,能不能在郊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鼓励支持老年人把城里的住房租给年轻人?
我们要做的,应该是通过空间资源识别分析和设计,明确规定区域内不能做的事项,类似于居民区里不能引进可能造成污染的工厂,建立一个负面清单就可以了。
城市进化论: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管子的事」 考验城市韧性。有没有必要按 「百年一遇」 的设防标准来更新管网?
王凯:其实 2021 年郑州特大暴雨灾害之后,很多人提出应该把设防标准提高到 「百年一遇」,但严格意义上讲,如果 99 年都不发生 (灾害),投这么多钱,经济性在哪里?在我看来,这并不完全是提高标准和花钱建设的事,它其实是在考验城市治理能力。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东京的办法。作为强降雨频繁的滨海城市,东京将降雨量按层次划分:降雨量 30 毫米左右,管网就能解决;50~60 毫米的时候,就靠洼地、草坪等消纳雨水的城市空间;雨量再大一些,就通过 「地下河」 疏通,如果雨大到不能通过设施来解决,就要通过应急方案,解决老百姓如何疏散到安全场地的问题。
我们之前还发现,特大暴雨发生后,老百姓虽然往高处避险,但是因为通讯基站被毁,无法跟外界联系。目前,全国也在建 「平急两用」 设施,「平时」 可用作旅游、康养、休闲、仓储物流等,「急时」 可转换为人员临时安置、物资应急中转场所,提供卫星电话保障通讯,提供干净饮用水保障公共卫生等。
这并不是 「管子粗一点」「堤坝高一点」 的工程问题,而是一整套城市安全韧性体系的建设问题。
文章转载自 每经网


